如果对于历史来说30年是一段遥远的记忆，那么对于我来说10年便是了。但是10年前就会的那句“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现在仍记忆犹新。只是这句话在哪里出现又表达了什么，头脑里是混沌的。时至今日在戏剧鉴赏课欣赏了钱浩梁的《红灯记》，才终于有机会重新体会属于那个年代的坚强与信仰。

当“文化大革命”像一场噩梦被扫尽历史的垃圾堆时，只有留下来的京剧艺术之树长青，而《红灯记》正是这留下来的现代京剧中的典范，如果说《红灯记》整部戏是气势磅礴的，那么让我感触最深的恰是这恢弘中的细节——李玉和恰到好处的动作。

整整一场戏中，演员在表演动作上，都贯串着一个动作特点：鸠山团团转，坐立不安；李玉和稳如泰山，巍然屹立。鸠山一忽儿利诱，一忽儿把叛徒王警尉作为王牌打出，一忽儿以严刑相威胁，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只敢在李玉和的旁边，或者躲闪在李玉和的背后说话；而李玉和讲话，则义正词严，面对敌人，逼视叛徒。表面上看，是鸠山在主动审问李玉和，实际上，却是李玉和主动迫使鸠山供出他是怎样窃得李玉和是密电码传递者的机密的，并且迫使他供出叛徒是谁。从而使李玉和在这场戏中始终处在居高临下的主动地位。

鸠山在对李玉和利诱时，讲了一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和“人的‘最高信仰’是‘为自己’”等“人生哲学”和“做人的诀窍”，企图从精神上瓦解李玉和。这时候，扮演李玉和的演员没有太强烈的动作，只是运用了嗤之以鼻的冷笑，给敌人以无情的嘲讽。利诱不成，鸠山又继之以威胁。他阴险地对李玉和说：“我是专门给进地狱的人发通行证的。”这时候，扮演李玉和的演员，还是没有太强烈的动作，只是简洁有力地运用了“横眉冷对”的神情，说：“我是领了通行证，专去拆你们的地狱的！

在这两种世界观的强烈对照下，李玉和的思想光辉，更显得光芒四射。当敌人鸠山力竭声嘶地叫喊，要把他拖下去用刑的时候，李玉和喝道：不用伺候。摔开了拖扯他的敌兵，向桌边移动，吓得鸠山后撤。李玉和只是走到桌边，拿起自己的帽子，毫不在乎地吹了吹帽子上的灰，又随意在帽子上掸了两掸，然后，端正持帽，安然背手，坦然稳步地下场，从容受刑。只有在这里，演李玉和的演员才用了幅度较大、节奏较强的动作。这几个节奏强烈的运作，有力地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内心无限激动而在敌人面前又万分持重的革命英雄气概。可以说，戏不到结束，演到这里，共产党人李玉和的英雄形象，就已基本上在舞台上塑造完成，树立起来了

总之戏中李玉和在受刑之前，拉号衣、拿帽子、吹灰、翻身走台步进场等动作，展现了一个临危不惧、血性方刚的七尺男儿形象 ，尤其画龙点睛的吹灰的动作，拿捏的恰到好处。

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整部戏的音乐、灯光和舞台布置。

例如“刑场斗争”一场，先是搭了一座通往刑场的高台，使李玉和能够居高临下地和鸠山对话，三代人可以在上面走台步，理鬓发，整衣领，显示出临危不惧、从容就义的气度；同时，音乐奏着悲壮肃穆的配曲，红色灯光照到他们身上，就觉得革命者形象高大，精神胜利，压倒了高台下一小撮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特务走狗。音乐设计方面，每场幕前曲，都能够制造气氛，引人入胜，并概括这场戏的基本情绪。例如：第一场用“大筛”（特大锣）引出一个低沉混浊的长音，象征当时昏暗的时代背景，下面用喇叭“发帽”，接着打击乐和弦乐合组成的火车奔驰效果，把戏的环境点染一下，最后打一段加锣鼓的“混排子”，就把观众带到戏的意境里去了。又如“刑场斗争”，从“快冲头”引出一段管弦乐曲牌，造成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预告观众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高潮行将出现。剧中配曲，除了少数经过改造的旧牌子外，大半是新创曲调，它和唱腔、念白、锣经揉合一起，帮助刻划人物，烘托气氛。

正是由于这些细腻的细节才使得《红灯记》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整体，而时至今日这个艺术整体仍然迸发着它特有的时代魅力。历史长河滚滚，我不过是有机会欣赏它的匆匆过客之一。在历史长河里，30年，极为漫长：30年，又极为短暂，但是《红灯记》作为那个年代的记忆，终究会成为一段镌刻着时代印痕的历史。（刘松泉整理）